强制检疫下 「回流港人」的无奈和困境

「从隔离营出来之后，我身上只剩下5元(港币)，3天没有吃一顿正餐。在麦当劳借宿的那晚，我胃出血的老毛病发作，胃部胀气、剧痛，在厕所里整整呕吐了6个小时。」廖树庆原本是在香港工作、深圳居住的「双城生活」港人，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失去工作，饱受病患困扰的他回到香港居无定所，变成了街头的露宿者。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吴卫东，一直关注疫情下「回流港人」的生存现状。据他介绍，不少过着「双城生活」的香港基层市民都和廖树庆一样有着差不多的困境，这些群众大都是清洁、建筑、运输、货仓等职业，在香港交不起房租，选择到深圳租金较相宜的地方居住。在强制检疫措施下，这群民众顿时变成「有家归不得」，有的甚至失业，就像廖树庆一样，耗尽积蓄后回到香港，变成露宿者。

廖树庆今年67岁，在疫情来临之前，他花费较实惠的房租住在深圳罗湖区、于香港沙田一家餐厅做洗碗工，每日坐港铁上下班，过着「双城生活」，月薪逾1万港元。2月，老闆将廖树庆辞退，他回到深圳的租屋，积蓄花光后便回到香港。

疫情暴发后，香港特区政府规定入境人士需强制隔离14天，并宣布自今年3月中旬起，向入住特区政府提供暂住设施的人士收取每日200港元，作为入住及膳食收费。

记者近日联繫上廖树庆，交谈中他回忆说，4月1日当天一过关便被告知，入住「隔离营」需缴费2800港元，他当时惊呆了。「当时一贫如洗，也找不到工作，只好先欠着这笔钱。朋友都说现在经济环境不好，我年纪也大了，非常难就业。」

麦当劳在香港24小时营业，有不少无家可归者在晚上会在麦当劳休息，渐渐被称为「麦难民」。

检疫隔离结束后，他在走投无路下走进麦当劳，当了「麦难民」。他还记得，在麦当劳的那一夜，他胃病发作，「几乎将胆汁都要吐出来」。朋友建议他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帮忙。2天后，在社工帮助下，他才拿到政府发放的综援，并入住香港重庆大厦的一间宾馆套房，每月花费2700港元。

同样拖着病躯从内地回到香港的，还有53岁的冼家乐。他曾是帮内地自由行游客安排旅游事宜的自僱人士，每月平均收入约1.5万港元，与朋友在珠海合租一间800元人民币的卧室。然而，自去年修例风波以来，他的收入一落千丈。「2月『封关』之后，香港零游客，我只能沦为零收入人士。」

冼家乐在年初检查出心脏有问题，便从珠海回到香港住院检查2个星期，出院后便在旺角一家麦当劳做「麦难民」。「晚上心脏血液倒流，夜晚睡觉呼吸十分困难，感觉非常无助。」由于麦当劳不允许借宿者躺在座椅上，饱受疾病折磨的他在麦当劳休息2小时左右，便在街上行走2个钟头又回麦当劳坐下，如此反覆熬过夜晚时间。

对于即将推出的香港「健康码」，冼家乐表示如有需要，8月底结束心脏疗程之后或许会回珠海一趟，但不会呆太久。他眼含泪水说道，「我的双腿也不灵活，一度肿到走不动路，颈椎也有问题。」对于冼家乐来说，因为病患，他不得不两地走，但难以负担高昂的检测费。

吴卫东告诉记者，疫情冲击之下，许多基层香港居民纷纷失业。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疫情扩散，粤港澳三地政府实行强制隔离，人员流动受到影响。原本过着「双城生活」的「回流港人」无力支付高昂的房租，只能住条件恶劣的廉价租房，甚至露宿街头。

吴卫东曾调查，自2月至今共帮助无家可归者逾300人，其中约36%是「回流港人」。他认为基层员工处境艰难，难以支付「健康码」的检测费用，并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加快发放失业救济金，让「回流港人」等无家可归者早日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