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囚犯该有的权利一个都不少

香港的囚犯在监狱里劳动，劳动所得工资自由支配。今年3月，香港罗湖惩教所120名囚犯获颁职业培训证书。C FP供图

　　香港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

　　囚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因为人身自由已经被限制了，还谈什么权利。但在香港监狱，囚犯能够演话剧、听广播、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甚至还有专门的投诉渠道表达不满意，就连申诉厕纸不够用都能引起议员讨论，听起来无聊，但在实践里却很有意义。有人说，监狱是人类文明史的三棱镜，在香港，这一面三棱镜折射出了，香港已经把权利意识普及到监狱。

　　囚犯能自由支配工资，参加招聘会，还能取得教育硕士学位

　　4月10日，香港赤柱监狱里聚集了来自6间学校的300名中学生，这些学生来监狱不是参观，而是作为观众参与在囚人士的话剧音乐汇演，惩教署希望借此可以让学生与囚者互动，宣扬防止犯罪的信息。

　　该话剧名为《奇遇》，内容讲述了歧视精神病康复者的主角醉酒后被误当做精神病患者，展开一段精神病院之旅，最终去除了自己的偏见。参与的导演、编剧和演员都是香港监狱在囚的罪犯。惩教署自2008年起推行“更生先锋计划”，这次的话剧表演属于“创艺展更生”。惩教署发言人表示，期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囚犯以过来人身份，向学生亲自讲述犯罪带来的代价和守法重要性。

　　其中一名参与表演的46岁罪犯亚达，因犯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已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涯，在狱中他取得了历史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亚达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参与艺术活动让他感到释怀和开心。

　　除了有参加艺术活动的机会，香港法规还规定，所有成年在囚人士每周必须工作六天，所得工资有自由支配的权利。惩教署按《监狱规则》安排在囚人士工作，根据不同工种、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工作环境等因素，决定工作级别，无偿工作在香港人的概念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哪怕是在囚人士也会根据其工作级别获取相应报酬，这部分收入属于囚犯的私人财产。

　　其实在香港监狱中，吃住就医都不需要犯人花钱，只有在监狱内的商店购买物品需要花钱。在监狱专设的商店内，有大约70种零食和肥皂等简单日用品，都可以用在监狱中工作所获得的工资购买。

　　香港惩教署的2012年年报记载，全香港每天有7500多囚犯在140多个工场、13个行业劳动。惩教所负责人梁国荣说，囚犯劳动，主要是培养他们形成劳动习惯和社会责任感，保持与人合作共事。

　　有的惩教所还十分关注犯人的职业培训，希望犯人都能学到一技之长，获释后能较容易找到工作。香港白沙湾惩教所就向犯人提供培训驾驶、电脑、语言等技能课程，鼓励犯人进修大学课程、参加职业资格等公开考试，并对参加进修者提供1000元资助。

　　2011年8月，香港惩教署首次为在囚人士举办了社会招聘会，为187个将在几个月之后离开监狱的囚犯提供了243个职位，其中月薪最高的职位月收入有14000港元。

　　虽然限制了犯人行动自由，香港惩教署却一直都保证囚犯在狱中接收广播信息的自由，允许囚犯拥有指定型号的个人收音机，收听电台广播节目。但还是有囚犯并不仅仅满足于吃喝拉撒看病娱乐有保障。

　　2008年末，两名香港囚犯陈健森和蔡全新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囚犯及羁押犯的选举权问题，分别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申请，他们认为囚犯无选举权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最终法院判决有关方面应作出安排，让囚犯在选举日投票。并且，尚未被定罪的羁押犯在宪法上的选举权无任何法律限制，在他们受羁押时，有关方面也应作出安排，让他们在选举日投票。

　　囚犯入狱第一天就会了解申诉渠道，厕纸用量都拿到立法会讨论

　　1982年，香港政府把原本的“监狱署”改名为更温和的“惩教署”，囚犯关押逐渐转变成囚犯矫正。由于囚犯与监狱管理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很多香港人认为囚犯的权利特别容易受到侵犯，他们提出投诉也会多少遇到制约，因此，建立囚犯权利的保障机制和特殊的投诉机制顺理成章。

　　香港政府设有渠道，专门提供给囚犯提出申诉。曾经在惩教署工作过三年的汤婷婷告诉南都记者，除了监狱内部的处理投诉机制外，囚犯想投诉的话还有各种外部途径。“有五个途径，太平绅士、立法会议员、行政长官和政府高级官员、申诉专员和非政府组织。”申诉专员的工作最规范，也成为了囚犯投诉的主要渠道。

　　每名新来惩教院所或监狱报道的囚犯都会在墙上看到一张申诉专员公署提示投诉的告示，并获发一份有关申诉的资料单张。他们如果要向申诉专员做出投诉，可直接写信提出，或填写申诉专员公署提供的投诉表格，投递给公署。囚犯发出投诉信件是免费的。一般情况下，监狱方可以检查囚犯发出的邮件，但是，囚犯与申诉专员的通信，监狱职员是不能看的。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开启搜查，也必须通知该囚犯到场，除非他不愿意到场。

　　根据惩教署规定，申诉专员遇到下面五种事关囚犯权利的问题时，必须向惩教署询问：囚犯所得到的治疗及药物；被监狱职员打压；被剥夺与外界接触的权利；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进行宗教仪式或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被侵犯。

　　在这样的制度下，香港的囚犯哪怕已经成为阶下囚，权利意识依然很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提出申诉。曾经因为有囚犯提出申诉每月定量发放一卷的厕纸不够用，而引起香港立法会的议员质疑惩教署是否在剥削囚犯的权益，漠视他们的需要。就此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还要专门回应惩教署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只收回物料和运输成本，不存在什么实质的利益，更无剥削可言。

　　如果囚犯的投诉事项申诉专员认为有必要，还可以到监狱中探访投诉人。监狱会提供可视、隔音的处所，供申诉专员和投诉囚犯密谈，这样做既可以保障申诉专员的人身安全，又能消除投诉囚犯的顾虑。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闵征教授在考察过香港的监狱制度之后表示，由于囚犯投诉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申诉专员公署每年收到的囚犯投诉都很多。“囚犯的投诉主要涉及对处罚的不满和监狱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对这些投诉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申诉专员必须小心处理，以求在维护囚犯权利和维护监管秩序上取得平衡。”

　　一个包容罪犯拥有正当权利的社会，普通人获得权利的几率更大

　　就监狱管理而言，司法走向人性化，不是纵容犯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改造罪犯。不是搞什么特殊化，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每一个人的权利。

　　全世界在二战后召开了多次监狱行刑和囚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每次会议都有新的理念和制度被确立。各国在监狱理念上逐渐趋于认同与融合，各国现在已经普遍认可了刑事法律的保卫社会、保障人的权利的双重价值。但在实践中又有不同的侧重。香港在刑罚执行的追求上，更重视保障人的权利的价值追求。

　　闵征认为，香港法律吸收英美文化精神，强调市民权利的保护，很早就建立了申诉制度，回应市民的权利诉求。在香港人的意识中，对罪犯的刑罚内容就是剥夺自由。一个人犯了罪，触犯了法律，侵犯了他人的福利，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判处刑罚，剥夺自由，就是偿还和赎罪。因此，对囚犯不应再有额外的惩罚和报应，让他承受更多的侮辱和痛苦，相反，要尽量让囚犯过正常人的生活，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公民，迟早总是要回到社会的。他们同样需要尊重，不能随意贬低和侵犯。”

　　香港监狱系统运行的经费列入每年的政府预算，完全由政府拨付，比较充裕，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监狱不需要追求经济效益，衣食无忧，没有创收压力。因而，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履行监狱的主要职能。香港监狱独立性、自主性较强，很少承担来自纵向和横向机构加之于身的行政任务，没有经常的运动式的考核与检查，负担很轻。

　　根 据 港 媒 报道，2012年香港赤柱监狱共有97名在囚人士考取包括香港公开大学、英国城市专业学会以及英国伦敦工商会在内的126张各类学业课程和公开考试证书。尊重囚犯的需求和培养他们重新回到社会后的能力，被香港社会一直关注和推动。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认为，公民社会的文化中很强调权利意识这一部分，也就是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至为重要，应该以群体力量防止侵权。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囚犯其他部分的权利是不应当被侵害的。“只有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理性包容的公民才会是好的社会人。”陈健民说，“一个能够包容罪犯拥有正当权利的社会制度才真正符合公民社会要求的制度。”

　　惩教署的文件中，在谈到监狱、矫正的宗旨和目标时，都强调惩教人员要“启发和引导”、“从旁协助囚犯”改过自新。在监狱内部的规章制度中，“协助囚犯”完成什么目标的表述更是随处可见。在香港人看来，囚犯是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有自主权，监狱职员除了贯彻法律、制度，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囚犯，相反，要尊重囚犯的价值选择，要努力调动囚犯的积极性，使其自愿参与矫正活动，获得矫正的实效。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权利两个字被放大了，一个能够对囚犯都如此的社会，普通人能够获得权利的几率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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