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家谈微博打拐 建议效仿香港设非法行乞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魏徽徽张志超) 近日来，由网友们零碎、非专业的行动，以及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合力发起的“微博打拐”行动，迅速成为舆论焦点。除却大众的热情参与，记者发现目前广州地区以组织儿童乞讨入罪的案例屈指可数，有司法界人士建议效仿香港设立非法行乞罪。

　　少有乞讨罪判刑案例

　　记者昨日从广州法院获悉，近年来以组织儿童乞讨罪立案判刑的案例非常罕见，相关办

案人员对该罪名亦不熟悉，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还要追溯到全国首宗强迫乞讨案。2007年，3名60岁老人因租用残疾儿童行乞，被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2年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法院查明，被告宫继兰、王清臣、宫春备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3名残疾儿童乞讨，已构成强迫乞讨罪。由于三名被告人都是初犯，年龄较大，均年届60岁，又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犯罪，且是文盲，属于事出有因，遂酌情作出上述判决。

　　实践中多认定拐卖罪

　　然而，从“微博打拐”中，人们也发现拐卖儿童犯罪必须得到更为有力的打击。儿童被拐，一般有两种去向，要么被“卖”，要么被逼为丐，但都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情节严重的可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广州中院研究室法官马伟峰表示，只要有拐卖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上、偷盗婴幼儿、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式绑架等情节的，均将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与之相比，触犯组织乞讨罪的刑罚力度偏轻。在司法实践中，虽然组织乞讨罪属于特殊罪名，若同时存在拐卖情节并造成“法条竞合”，往往依照“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认定拐卖罪。

　　效仿香港设非法行乞罪

　　马伟峰认为，组织乞讨罪的实践作用并不明显，在罪名的认定上何谓“组织”？而处罚力度最严重仅为七年，这些均有局限性。因此，他建议效仿香港设立“非法行乞罪”。据香港《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行乞均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及监禁1年。持双程证人士如在街上行乞会留下刑事记录，两年内禁止再让其来港。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将父母带子女行乞明确纳入限制范围。

　　据悉，2010年7月，26岁的内地居民宋某带着曾被严重烧伤毁容的6岁儿子，持7日旅游证件赴港，接连5日多次在湾仔柯布连道天桥底行乞。在连日劝离未果后，香港警方日将两母子带回警署查问，并以涉嫌非法行乞拘控涉案母亲。

　　名人打拐

　　韩红：提交提案与人贩子死磕

　　2月6日，刚开微博不久的著名歌星韩红亦在微博中表示，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案”的提案，并邀请于建嵘指导，联合她的律师关廉明和词作者喻江，共同完成提案。“人贩子，我跟你丫拼了！咱两会提案见！”韩红在微博中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王菲：转发微博助寻被拐儿童

　　身为天后，王菲也在微博中转载了多条“打拐”或者“寻找被拐儿童”的帖子。不少网友对王菲的此举表示非常支持，“天后本身的魅力，让这些‘打拐’或者‘寻人’的帖子有更多人关注，多一个人关注，就多一分力量，孩子回家就多了一个可能。”

　　胡延平：为群众集体打拐献策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总经理胡延平，在微博中提出对群众打拐的6条建议：1.集体行动不停息，直到两会通过加大刑罚执法力度提案；2.见者立即报警，非被拐卖儿童乞讨同样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3.拍照上传不违法也不侵权，不因微小而不为；4.公安接警不出警属于渎职可举报；5.消除乞讨为城管本份之一；6.在微博充满无力感时，赞同博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连岳：呼吁警方设立打拐专线

　　专栏作家连岳则建议公安部门对外发布一个号码，方便公众随手拍下行乞儿童后附注拍摄地点、时间之类的资讯用彩信的方式传给这个号码，建立一个随时更新的资料库，而只有报案丢失孩子的家长才能进入查找，这样可能会避免各自公布资讯带来的“误伤”。

　　以上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微博打拐

　　两大问题引发争议

　　争议1

　　侵犯乞讨儿童的隐私权？

　　记者浏览微博看到，对“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持反对意见的网友，并非是反对解救乞讨儿童，争论的焦点是在该采用何种方式解救乞讨儿童。其中一个主要的争议点就是在拍照是否会侵犯乞讨儿童的隐私权。知名学者熊丙奇就发表博文称，不能忽视乞讨儿童的隐私权。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熊丙齐在博文中说，“乞讨儿童的肖像，毫无疑问属于隐私范畴。如果要公开发布，最多可适用未成年监护人授权寻亲的情形，却不适用于网友随便在街头抓拍，然后就发布在微博上。就是已被确认为被拐儿童的照片信息，在未得到当事人、监护人的授权时，也是不能随便发布的。在我此前曾经多次看到的媒体对警方、社会机构救助、解救乞讨儿童(包括捣毁组织儿童非法乞讨的团伙)的报道中，出现乞讨儿童的画面、图像时，都是打了马赛克的。”

　　熊丙齐还认为，“随手拍照”对于解救被拐乞讨儿童来说，只是起到“信息源”的作用，而丢失孩子的父母，可能通过这获知孩子的去向，但这些信息必须提交给警方，由警方组织救助，“贸然发布，可能并不利于解救：一方面，这可能为犯罪团伙通风报信，转移地点；另一方面，这可能给乞讨儿童本身带来危险。”

　　对熊丙齐的观点，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一位山东网友就在相关的跟帖中表示，把老百姓关心行乞儿童的热心说成是侵犯儿童隐私权的问题，有点夸大其词，“一个正常人的隐私权是要受到保护，可是在行乞的一个孩子还是个正常人吗？当然不是，特别是一个被拐儿童，在被拐的前提下，隐私权要比在正常的环境下生生活成长更重要吗？其次是‘被拐儿童的安全’问题，如果担心拍照给乞讨儿童本身带来危险，难道就要这些儿童一生都在别人的控制下乞讨生活吗？”

　　争议2

　　家长带子女乞讨应重罚？

　　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起始阶段，很多网友认为，乞讨儿童是被幕后黑手控制的。然而在真正解救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不少儿童原来是被自己亲生父母带来乞讨。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少网友均呼吁，必须对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进行重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屈学武教授也认为，《刑法》强迫组织儿童乞讨罪中，“强迫”的主题没有排斥父母，而父母强迫孩子乞讨，更应该进行重罚。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母带亲生子女进行乞讨，无非是家长谋生乏术的无奈之举，“虽说让未成年人乞讨对其身心有严重的伤害，但并非父母有意为之，而是现实社会缺乏让其‘有口饭吃’的保障体系。除非禁止乞丐生育，否则父母行乞，必然把孩子带在身边。”

　　著名学者薛涌认为，要想杜绝携带和利用儿童行乞现象，关键还是建立儿童的全民福利。“父母利用儿童乞讨，和缺乏基本的儿童社会福利有关。国家要保证儿童在教育、医疗、生活上的基本权利；有了普遍的儿童福利，教育父母去申请，就避免他们利用孩子乞讨。明明拿着儿童福利还让孩子乞讨，则可以剥夺抚养权，判其有罪。